[易理象数]
 

～ 易经象数的理论与应用 ～

　　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乃形成文化的主体。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文化汇成东西两大系统。但这两大文化系统，除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种种，无论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有一种不可知的神秘之感存于幕后。无论学问、知识有何等高深造诣的人，当他遭遇到一件事物，实在难以知其究竟，或进退两难而不可解决的时候，便本能地爆发而变成依赖于他力的求知心，较之愚夫愚妇，并无两样。

术数与迷信

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幕后，除了儒、佛、道三教的宗教信仰以外，充扮历史文化的导演者，便以"术数"一系列的学说为主。由于"术数"的发展而演变为各式各样求预知的方法，推寻个人的、家庭的、国家的、宇宙的生命之究竟者，分歧多端，迷离莫测。世界上有其他学识的人虽然很多，但对于这些学识未曾涉猎者，由于自我心理抗拒"无知"的作祟，便自然地生起"强不知以为知"的潜在意识，冒然斥拒它�"迷信"。其实，迷信的定义，应指对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但又盲目地相信其说，才名为"迷信"。如果自己未曾探讨便冒昧地指为迷信，其实反为迷信之更甚者。相反地，自犹不知其究竟而深信其说为必然的定理，当然属于迷信之尤。

但在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帝王、将相，和许多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民间社会，潜意识中都沉醉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里，以致埋葬了一生，错乱了历史上的作为，事实俱在，不胜枚举。那么，这一类的"术数"学识，究竟有无实义?究竟有无学问的价值?而且它又根据些什么来凭空捏造其说呢?，这就必须要加以慎思明辨了。

西方文化吹起了新术数的号角

最近，一个学生自美国回来探亲，他告诉我目前正在加州大学选修"算命"的学科，而且说来津津有味，头头是道，但大体都是根据大西洋学系和埃及学系的"星相学"而来，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不深。年轻的国家，文化草昧的民族，正以大胆的创见，挖掘、开发自己文化的新际运，不管是有道理或无道理，加以研究以后再作结论。但本自保有祖先留下来五千年庞大文化遗产的我们，却自加鄙弃而不顾，一定要等到外人来开采时才又自吹自擂的宣传一番了事，这真是莫大遗憾的事。

一九七一年朱文光博士自美国回来任教台大农学院客座副教授的一年期间，在其讲学的余暇，不肯浪费一点时间，秉着他回国的初衷，帮助我整理有关这-类的学科。可惜的是时间太短，经费又无着落，未能做到尽善尽美的要求，他又匆匆再去国外搜集资料。因此只能就初步完成的草稿，交付给我，算是他这次回国研究工作的部分心得报告。有关解释和未完的事，又落在我的肩上。偏偏我又是一个"无事忙"的忙人，实在不能专务于此。况且对科学有认识、有造诣的助手难得，肯为学问而牺牲自我幸福的人更不易得。科学试验的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等问题，都一筹莫展，也只有把未完的工作，留待以后的机缘了。 术数之学在中国文化幕后的演进

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幕后，有关"术数"一门学识，不外有五种主干，综罗交织而成。一、"阴阳""五行"。二、"八卦""九宫"。三、"天干"和"地支"。四、天文星象。五、附托于神抵鬼怪的神秘。这五种学说，开始时期，约有两说：(一)传统的传说，约当西历纪元前二千七百年之间，也就是黄帝轩辕氏时代。(二)后世与近来的疑古学派，宁愿将自己的历史文化"断鹤续凫"式的截断缩短，而认为约当西元前一千七百年左右，也就是"商汤"时代之后，才有了这些学说的出现。反正历史的时间是不需化钱的无价之实，它不反对任何人替它拉长或缩短，它总是默默无言的消逝而去。我们在它后面拼命替它争长，它也不会报以回眸一笑以谢知己。即使硬要把它截短，它也是悠然自往而并不回头。

但由于这五类主干的学说，跟着时代的推进而互相结合，便产生了商、周(西元前一一五O)之间"占卜"世运推移的学识了。历史上有名的周武王时代，"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说，便开启后世为国家推算命运之学的滥觞。到了东周以后，也正是孔子著《春秋》的先后，占卜风气弥漫了"春秋"时代的政治坛占。"战国"之间，自邹衍的阴阳之说昌盛，谈天说地的风气，便别立旗帜，异军突起于学术之林。尽管卿士大夫的缙绅先生们(知识分子)如何的排驳或不齿，但贤女如孟子、荀子等人，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而参杂于其学问思想之间，历历有据可寻。秦、汉之间，五行气运与帝王政治的"五德相替"之说，便大加流行，左右两汉以后两干多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尤其自秦、汉以来，"占卜"、"星相"、"阴阳"、"择日"、"堪舆"(地理)、"谶纬"(预言)等学，勃然兴起，分别饮水而各据门庭，即使两汉、魏、晋、南北朝而直到唐、宋以后二千多年来的历史演变，幕后都弥漫着一股神秘而有左右力量的思潮，推荡了政治和人物的命运，其为人类的愚昧，抑或为天命固有所属，殊为可怪而更不可解。在这中间，正当汉、魏时期的佛学输入，又渗进了印度的神奇"星象"学说。到了隋、唐之际，又加入了阿拉伯的天文观念。因此参差融会而形成了唐代"星命"之学的创立，产生李虚中的四柱八字之说，和徐子平的"星命"规例。

星命和星相与心理的关系

人类本来就是自私的动物，人生在世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幸福和安全。其次，才是关心与六亲共同连带的命运。因此自有子平"星命"之学的出现以后，人们便积渐信仰，风行草偃而习以为常了。但是子平的"星命"之学的内容， 半是根据实际天文的"星象"之学，一半又参杂有京房等易象数的"卦气"之说的抽�"星象"观念，同时又有印度抽象"星象学"的思想加入而综合构成。如果精于此术的推算结果，大致可以"象其物宜"，可能在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否则，默守成规，不知变通的，便承虚接响，或少有相似而大体全非了。

从隋唐、五代而到北宋之际，有关"占卜"的方法，便有《火珠林》等粗浅的书籍留传。它所用在"占卜"的方式，大体仍是脱胎于京房的卜算，但又不够完备、精详。有关国家历史命运的预言，脱胎于两汉的"谶纬"之说的，便有李淳风"推背图"的传说，风行朝野，暗地留传在历史文化的幕后，左右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种种措施的思想和观念。同�"相人"之术--通常人们习惯相称的"看相"，也集合奏、汉以来的经验，配上"五行"、"八卦"等抽象的观念，而逐渐形成为专门的学识。人处衰乱之世，或自处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对于生命的悲观和生存前途的意义和价值之怀疑，便油然生起，急想求知，俗语所谓："心思不定，看相算命"，便是这个道理。

宋代以后的术数

这种学识的内容，历经两三千年的流传，自然累积形成为不规则的体系。从宋代开始，便随着宋朝的国运与时代环境的刺激，自然而然有学者加以注意。因此有了邵康节易理与象数之学的兴起，出入于各种术数之间而形成《皇极经世》的巨著了。邵氏之学虽如异军突起掘立于上下五千年之间，但为探寻它的究竟，学虽别有师承，而实皆脱胎于术数而来，应当另列专论。自此以后，中国�"星命"、"星相"、"堪舆"、"谶纬"、"占卜"等之学识，或多或少，都受邵氏之学的影响而有另辟新境界的趋向。此类著作，或假托是邵氏的著述，或撮取邵氏之学的精神而另启蹊径。

由此而到了明代，"星命"之学，便有"河洛理数"、"太乙数"、"果老星宗"、"紫微斗数"、"铁板数"等方法的繁兴。"堪舆"之学，便有"三合"、"三元"等的分歧。但"九宫(星)"、"紫白"等方法，又通用于"星命"与"堪舆"等学说之间。其余如"占卜"、"选择"之学，则有"大六壬"神数，与"奇门遁甲"等相互媲美。综罗复杂，学多旁歧，难以统一。且因历代学者儒林--传统的习惯观念，对于这些"术数"学识多予鄙弃，并不重视。专门喜爱"术数"的术士或学者，又限于时代环境的闭塞，读书不多，研究意见不得交流融会。故步自封而敝帚自珍的处处皆是，因此驳而不纯，各自为是地杂乱而不成系统。到了清初，由康熙朝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罗列资料，颇具规模。但并未研究整理成为严谨的体系，而且没有加以定论。乾隆接踵而起，除了搜集选择"术数"等有关的著作，分门别类，列入《四库全书》以内，又特命"术数"学家们，编纂了《协纪辨方》一书，以供学者的参考。对于学理的精究，毕竟仍然欠缺具体的定论。

但是，它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幕后具有的影响力量，依然如故。只是人人都各自暗中相信、寻求，但人人又都不肯明白承认。人心与学术一样，许多方面，都是诡怪得难以理喻，古今中外，均是如此。所以，对于幕后文化明贬暗褒的情形，也就不足为怪了。

邵康节的历史哲学

一个人天才和气质的秉赋，虽然各有所长，但气质的秉赋，对于学问，实在有很大的关系。在北宋时代，与邵康节同时知名的苏东坡，曾经说过"书到今生读已迟"的名言，这句话虽然有点过于神秘之感，但在强调天才和气质的关系上，实在含有深意。中国文化史上知名的北宋五大儒之一邵康节，有出尘脱俗的秉赋和气质，加以好学深思的工力，和温柔自处的高深修养，所以尽他一生学问的成就，比较起来，就有胜�"二程"和张载诸大儒。

后来朱晦翁(熹)对他甚为崇拜，并非纯为感情用事。北宋诸大儒的学问出入佛老之后，创建了"理学"而不遗余力地排斥佛道之说。此外，不讲"理学"，留情佛老之学如苏东坡、王安石等人，又因各人对于世务上有了意见的争执而互相党同伐异，彼此攻于不已，自误误国，与魏、晋谈玄学风的后果，可以说迹异而实同。其间唯有邵康节的学养见识，综罗儒、佛、道三家的精英，既不侵佛附道，亦不过分排斥佛老，超然物外，自成一家之言。单就这种态度和见解来讲，殊非北宋诸大儒所能及的。他的见地修养，除了《观物外篇》与《击壤集》，有极深的造诣，对《易经�"象数"之学，更有独到的成就。综罗汉、唐之说而别具见解，以六十四封循环往复作为"纲宗"的符号，推演宇宙时间和人物的际运，说明"历史哲学"和人事机运的演变，认为人世事物一切随时变化的现象，并非出于偶然，在在处处，"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因而他对"历史哲学"的观念，认为有其自然性的规律存在，本此著成《观物内篇》的图表，与《观物外篇》合集而构成《皇极经世》的千古名著。《观物内篇》的内容，好像是历史的宿命论，而又非纯粹的宿命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谶纬预言之学的综论或集成，同时也可以说是《易经》序卦史观的具体化。


中国文化星象历法的时间观念

年月日时的区分：根据《尚书》的资料，中国的史文化，自唐尧开始，经过虞舜而到夏禹，早已秉承古的传统，以太阴历为基准，确定时间的标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每月均分为三十天；每天分为十二时--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时又分三刻。这种星象历法的时间观念，由来久远，相传远始于黄帝时代，这事是否可信，另当别论。但都是以太阴(月亮)为基准，所以代表了十二时辰的十二个符号，便叫作"地支"。扩充"地支"符号的应用，也可以作为年的代号，例如子年、丑年而到亥年以后，再开始为子年、丑年等循环性的规律。

二十四节气的区分：古代的"星象历法"，同时也以太阳在天体的行度作标准。所以中国过去采用的阴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的。除了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三十天的基准以外，根据太阳在天体上的行度与地面上气象的变化和影响，又以"春、夏、秋、冬"四季，统率十二个月。也等于《易经》"乾卦"卦辞所谓"元、亨、利、贞"的四种德性。并且除了以四季统率十二个月外，又进一步划分它在季节气象上的归属，而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例如"冬至、小寒（十二月节）大寒，立春（正月节）雨水，惊蛰（二月节）春分，清明（三月节）谷雨，立夏（四月节）小满，芒种（五月节）夏至，小暑（六月节）大暑，立秋（七月节）处暑，白露（八月节）秋分，寒路（九月节）霜降，立冬（十月节）小雪，大雪（十一月节）"等二十四个名号。这二十四节气的标准，是根据太阳与地球气象的关系而定，并非以太阴(月亮)的盈亏为准。

五候六气的划分：除了四季统率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以外，又以"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候为一节"作为季节气候划分的基准。根据这种规例，推而广之，便可用在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为两世，配合《易经》交爻重划卦的作用。缩而小之，则可用在一天十二个时辰、刻、分之间与秒数的微妙关系。

这种上古天文气象学和星象学，以及历法的确立，虽然是以太阴(月亮)的盈亏为基准，但同时也配合太阳在天体上的行度，以及它与月亮、地球面上有关季节的变化。可是上古中国天文星象学除了这些以外，再把"时间"扩充到天体和宇宙的"空间"里去，探究宇宙时间的世界寿命之说，不但并不完备，实在还很欠缺。只有在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以天文星象的公式，强自配合中国地理的"星象分野"之学，勉强可以说它便是中国上古文化的"时""空"统一的观念。很可惜的这种"时""空"统一的学说仍然只限于以中国即天下的范围，四海以外的"时""空"，仍然未有所知。况且"星象分野"之学，在中国的地理学上，也是很牵强附会的思想，并不足以为据。青年同学们读国文，看到王勃《滕王阁序》所谓的"星象翼轸"，便是由于这种"星象分野"的观念而来。

邵子对"时""空"思想的开拓

汉末魏、晋到南北朝数百年间，佛学中无限扩充的宇宙"时""空"观进入中国以后，便使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观，跃进到新的境界。但很可惜的，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的文化触角，始终在"文学的哲学"或"哲学的文学"境界中高谈形而上的理性，并没有重视这种珍奇的宇宙观，而进一步探索宇宙物理的变化与人事演变的微妙关系。甚之，当时的人们，限于知识的范围，反而视为荒诞虚玄而不足道。(关于佛学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补充说明，必须要另作专论，才能较为详尽。)直到北宋时代，由邵康节开始，才撮取了佛家对于形成世界"成、住、坏、空"劫数之说的观念，揉入《易》理"盈、虚、消、长""穷、通、变、化"的思想中，构成了《皇极经世》的"历史哲�"和"易学的史观"。其实，邵子创立《皇极经世》"易学史观"的方法，我想他的本意，也是寓繁于简，希望人人都能懂得，个个都可一目了然。因此而"知天""知命"，"反身而诚"而合于天心的仁性。并非是故弄玄虚，希望千载之后的人们，"仰之弥高"钻之不透的。无奈经过后世学者多作画蛇添足的注解，反而使得邵子之学，愈来愈加糊涂。

在邵康节所著人尽皆知的《皇极经世》一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便是他把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根据易理象数的法则。规定一个简单容易记录的公式。他对这个公式的定名。叫做"元、会、运、世"。简单地讲，以一年的年、月、日、时作基础。所谓一元，便是以一年作单元的代表。一年(元)之中有十二个月，每个月的月初和月尾。所谓晦朔之间，便是日月相会的时间，因此便叫做会。换言之，一元之间，便包含了十二会。每个月之中，地球本身运转三十次，所以一会包含三十运。但一天之中又有十二个时辰，每一个时辰，又有三十分。因此把一运之中包含十二世，一世概括三十分。扩而充之，便构成了"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之中，共计三百六十年为一运。三十运之中，共计一万八百年为一会，十二会之中，共计十二万九干六百年为一元"。一元便是代表这个世界的文明形成到毁灭终结的基数，由开辟以后到终结的中间过程之演变，便分为十二会，每一会中又有运世的变化。这种观念大致是受到佛学中"大劫、中劫、小劫"之说的影响而来。如果把它列成公式，便如：30(世)×12×30×12＝126900

但是这种算式，在一般没有算学素养的人是不容易记得的，因此便把一元之中的十二会，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作数字的符号，便于记忆。由世界开辟到终结，便分成了十二会。于是"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观念，便由邵氏的"元、会、运、世"之学中形成为后世阴阳家们的共通观念了。

邵子创立了"元、会、运、世"之学，用来说明自开天辟地以来，到达最后的"亥会"，合计为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但邵子所说的天地始终之数，并非就是地球由出生到毁灭的寿命。这个"元、会、运、世"的数字之说，只是大致相当于佛学所说的一个"小劫" ，是说世界人类文明的形成到毁灭的一段过程。佛学只用"刀兵""饥馑""瘟疫"等人类社会的活动现象作说明。邵子却以数字配合卦象作代表。至于循环之说，又与轮回的道理，默相契合，颇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