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起，随着理学的兴起，《易》学进入一个繁荣期。宋初的名儒甚至朝廷要员大都擅长说《易》。如范仲淹、李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提倡以《易》讲义理，从而启宋代义理易之端绪；至程颐著《伊川易传》，便以其对先儒的创造性继承，及其对理学的严谨而又系统的理论建构，成为义理易的一面旗帜。刘牧著《易数钩隐图》，开图书易之先河；至邵雍《皇极经世书》问世，图书易遂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先天河洛学。自是而后，儒者论《易》成为时尚，而义理易与图书易亦形成两大流派，竞相争高。至于 周敦颐传太极图，作《太极图说》与《易通》，则图书与义理并重。其讲义理贯通《中庸》与《易传》，故其所说之义理实为易庸之学；其太极说贯天人之理，属图书之学，但不涉先天之义。张载之易学，亦重在贯通天人之理，主要特征则表现为义理之学，其言象数看重的是阴阳刚柔的升降消长，与《易》之旨大致相合。朱震作《汉上易传》，起手于北宋政和丙申（ 1116年），完成于南宋甲寅（1134年），前后历时十八年。就朱震本人的学术师承与学术交往而言，其易学应以程颐之《易传》所昭示的义理易为特征，但他更看中的是《易》之义理的源头。在他看来，源头的象数探索清楚了，程颐《易传》的义理就更能得以张显，因而义理与象数并不相悖。所以，他的《汉上易传》是“以《易传》（即《伊川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补苴罅漏，庶几道离而复合。”（《汉上易传表》）象数与义理，二者截然对待则道离，二者合一观之则道合。《汉上易传》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象数与义理的统一，使道离的状态复合为一。

　　今荆门市陆九渊研究会王心田先生为了弘扬乡贤，推动朱震学术思想研究，花费巨大精力，收集了朱震的部分佚作，辑为《杂编》，与《汉上易传》三种一起，经精心点校之后，以《朱震集》之名正式出版。此举既弘扬了荆门古代乡贤，又在古籍整理方面作出了贡献，并为宋代学术思想研究在史料方面提供了一笔可靠资料，实乃是一件嘉惠士林的大好事。王先生为此书之出版向我征序，是以不揣浅陋，仅以此文代之，以表心仪。 因时间过于急促，加之琐事繁冗，一时来不及全面讨论朱震在象数与义理上的完整思路，故只得将议题范围暂时锁定在象数之内，略议其要。

一、以卦变为纲，统摄象数条例

——朱震易学中象数易的基本特征之一

　　朱震对象数的探讨，不仅涉及宋代的图书之学，而且上采汉、魏、吴、晋、元魏，使宋人久已遗忘的汉易象数之学得以再兴。朱震的《周易图》三卷，共收集易图四十有七。这四十七图，按内容划分，可分为四类：其中属先天河洛学的有河图（即刘牧的九数图）、洛书（即刘牧的十数图）、伏羲八卦图（即邵雍的外圆内方六十四卦图）。至于先天学之外的文王八卦图，刘牧、李觏皆用三划的八经卦，而朱震则用六划卦按同样的位置绘成；此外，属于此类的还有乾坤六位图，以上为第一类。此类图主要涉及卦画的起源与八卦之间的相关性问题。第二类，是采自李挺之的变卦反对图（此即韩康伯的“非反即覆”、孔颖达“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来知德所谓错综者，《杂卦》、《序卦》尽之也）、李挺之的六十四卦相生图（朱熹据之修订为卦变图）、京房的乾坤交错成六十四卦图，此一类图要在申述卦爻之变。第三类，李溉的卦气图、太玄准易图、律吕起于冬至之气图、阳律阴吕合声图、十二律相生图、六十律相生图、十二律通五行八正之气图、五声十二律数、天文图（以八经卦嵌配二十八宿）、天气以节气相交图、斗建乾坤终始图、日行十二位图、日行二十八舍图、北辰左行图、消息卦图、纳甲图、天壬地癸会于北方图、天之运行图、日之出入图、月之盈虚图、太极图（直接采自周敦颐）、坎离天地之中图，此类图除太极图有模拟宇宙演化之义外，余皆用卦来模拟日月升降与律吕及气候节令的变化，以及天体恒星的分布方位。第四类，乾甲、震庚、虞氏义图、乾六爻图、坤初六图、坤上六天地玄黄图、乾用九坤用六图、临八月有凶图、复七日来复图，以及爻数、卦数、五行数、十日数、十二辰数、大衍数，此类为以图释读个别卦爻之辞以及易数中的若干问题。

　　对上述诸图，他特别注重的是其中的变易之义。他认为 :“《周易》论变。故古人言《易》，虽不筮，必以变言其义。”(《丛说》)他把所有关于卦爻变化的情况都称之为卦变。所以朱震言卦变，是从广义上取义的，即凡涉卦爻变动而生卦者皆谓之卦变。所以他不是将卦变当作一种易学条例，而是将其看作是易象的共同特征，是《易》的最为本质的体现。他说：“《系辞》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信斯言也，则《易》之为书，无非变也。商瞿而下，传《易》者多矣，而论卦变者可指数也。”(同上)他所说的卦变，大致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将春秋时人对爻题的称谓视为卦变。如“史墨论乾之初九曰乾之姤，九二曰其同人，九五曰其大有，上九曰其 夬，用九曰其坤。坤之上六曰其剥。以史墨之言推之，则乾九三当曰其履，九四曰其小畜。伯廖举丰上六曰，其在《周易》丰之离；知庄子举师初六曰，在师之临。至今占亦然。 ” (《丛说》)史墨论乾卦，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其所说“乾之姤”即为乾之初九，“乾之同人”即为乾之初二，余皆类此。同理，伯廖举“丰之离”，即为丰之上六，见于《左传》宣公六年；知庄子举师之临，即为师之初六，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

　　所谓“乾之姤”云云，只是春秋时期对爻题的一种称谓，由于这种称谓的取义是据爻的变动而来，故朱震视此为卦变之一种。

　　其二、将之卦法的变卦看作是卦变。他说：“崔武子遇困之大过，六三变也；庄叔遇明夷之谦，初九变也；孔成子遇屯之比，初九变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变也；阳虎遇泰之需，六五变也；敬叔得观之否，贾逵曰：‘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三国时，关公败，孙权使虞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凡所谓之某卦者，皆变而之他卦也。”“卦画七八，经书九六，七八为象，九六为爻，四者玄明，此左氏所记卜筮之言，曰之某卦之说也。” (《丛说》)之卦之法，以揲蓍取数划爻，凡奇数为阳爻，凡偶数为阴爻，由此所得的卦为本卦。再据九（老阳）六（老阴）变八（少阴）七（少阳）的物极必反原则，将本卦中凡九、六之数皆转化为八、七，于是得另一卦，即为变卦。崔武子占，遇困之大过，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本卦为困，六三爻变，成变卦大过；庄叔遇明夷之谦，见《左传》昭公五年，本卦为明夷，初九爻变，成变卦谦；孔成子遇屯之比，见《左传》昭公七年，本卦为屯，初六爻变，成变卦比；南蒯遇坤之比，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本卦为坤，六五爻变，成变卦比；阳虎遇泰之需，见《左传》哀公九年，本卦为泰，六五爻变，成变卦需。敬叔得观之否，本卦为观，六四爻变，成变卦否。孙权使虞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见《三国志》卷五十七，本卦为节，九五爻变，成变卦临。由本卦到变卦，亦是因爻的变动引起的卦体变动，故朱震将这种情况也视为卦变。

　　其三、将八经卦之间的动态关系看作是卦变。八经卦之间的动态关系有以下三种类型：八卦月相纳甲、旁通、乾坤相摩生六子说。

　　朱震从八卦月相纳甲与卦气说的视角，认为八经卦是动态相生的。他说：“《说卦》震曰‘其究为健'，案消息卦，坤一变震，二变兑，三变乾；乾，健也。乾一变巽，二变艮，三变坤。” (《丛说》)据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晦日为坤，初三月始生为震，初八月上弦为兑，十五月望为乾。此即“坤一变震，二变兑，三变乾”既然坤一变震，二变兑，三变乾，而乾之象为健，故朱震认为《说卦》所说的震之象为“其究为健”，即昭示了这种变化之义。以八卦纳甲解震之象“其究为健”，颇有新义。朱震的这一见解，意在说明八卦月相纳甲之说渊源有自。十六之后，月相由盈满转乍亏，其象为巽，二十三日，月相下弦，卦象为艮，至三十日，月明尽丧，卦象为坤。此即“乾一变巽，二变艮，三变坤”。至于坎离二卦，其虽与月相无取，但其他六卦之月相皆赖坎月离日之升降而定。由于八卦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巽纳庚辛、坎离纳戊己、艮兑纳丙丁。十天干分命十日，故朱震说：“观日月之运，配之以坎离之象，而八卦十日之义著矣。”（《汉上易传·卦图卷中·纳甲图》）其义又见于天壬地癸会于北方图（《卦图》卷中）、十日数图（《卦图》卷下）。但将八卦纳甲说成为消息卦，则使本来清晰的议题陷入混乱。

　　朱震将八卦月相纳甲归入消息卦范围，所以将剥、复二卦引入这段议论之中。他说：“剥，《易》曰‘柔变刚也'。《序卦》曰‘物不可终尽，剥穷上反下也，故

　　受之以复。'剥之上九穷而反初，乃成复卦，此京房八卦相生变而成六十四卦之说也。”剥，下五爻为阴，仅上九一爻为阳，《易·剥彖》称此卦之态势为“柔变刚”。消息卦取义在于阴阳二气的升降，而八卦月相纳甲取义在于月相的晦朔弦望的变化。据中国古代历法常识而言，月以朔旦为始，朔旦至朔旦为一月，满十二朔望为一年，属阴历成分，月相纳甲正是八卦配每一月内月相之朔望变化确定的。而消息卦所依据的是阳历。阳历所讲的是一岁之内阴阳二气的升降变化。岁以冬至为始，冬至到冬至为一岁。阴阳历之年与岁的统一是通过给朔望月置闰的办法实现的。朱震欲通过直接将属阴历的月相纳甲置入属阳历的消息卦，其方法是舍去月相的盈亏与阴阳二气的消息之义，只取其中的卦爻变动之象。朱震援京房八卦相生变而成六十四卦之说（见于《卦图》卷中之乾坤交错成六十四卦图），以证成其义。此图为京房借卦气图论乾坤并如而交错之义。朱震说：“京房论推荡曰：‘以阴荡阳，以阳荡阴，阴阳二气，荡而成象。'又曰：‘荡阴入阳，荡阳入阴，（阴）阳交互，内外通变，八卦回巡，至极则反。'此正解《系辞》‘八卦相荡'之义，如六十卦图，本于乾坤并如，阴阳交错而行。故传图者亦谓之推荡易天下之至变者也。六位递迁，四时运动，五行相推，不可执一者也。”（《卦图》卷中）以卦气图论之，此图以坎离震兑四正卦居中，分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节气。余六十卦圆于外圈，以复、临、泰、大壮、 夬、乾、 姤、遁、否、观、剥、坤十二月消息卦（即辟卦），各领五卦，分值十二月。从六十卦的排列次序与卦画阴阳爻的交错关系上看，只有十二月消息卦的阴阳爻成递增或递减之势，构成了一年之内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而十二月消息卦各自所领的卦，则成阴阳交错状态，表明每月之气候围绕基本趋势的上下波动。所谓乾坤并如阴阳交错而行之义，指凡阳爻皆为乾之阳，凡阴爻皆坤之阴，阴阳爻并存于各卦之中，此即所谓乾坤并如；而外圈六十卦之次序在整体上成无序的交错状态，此即阴阳交错而行。至于剥、复二卦，为十二月消息卦之两卦，各在十一月、正月分领五卦，即使不取消息卦之义，引入此两卦，也很难说明八卦在月相纳甲中体现出来的相生之义。将消息卦引入八卦月相纳甲，试图把两种条例融为一体，这个尝试是可贵的，但结果并不成功。然如果分为论之，消息卦与月相纳甲一样也合于朱震的卦变之义。如他在论卦气时说：“自复至 夬十有二卦，谓之辟卦。坎、离、震、兑，谓之四正。四正之卦分主四时，十有二卦各主其月。乾贞于子而左行，坤贞于未而右行，左右交错，六十四卦周天而复，阴阳之升降，四时之消息，天地之盈虚，万物之盛衰，咸系焉。其在《易》之复曰‘七日来复'，象曰‘至日'，在革曰：‘先王以治历明时'，在《说卦》曰：‘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直卦也，兑，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此见于卦变者也。 ”（《汉上易传》原序）在《易图》，其义还可见之于李溉卦气图、消息卦图。在朱震看来，卦气说所讲的也是卦变，且卦气之说远有端绪，这不仅见之卦爻之辞，而且见之于《说卦》。

　　将旁通、飞伏视为卦变。他说：“巽曰‘其究为躁卦'，《乾凿度》曰‘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究，言巽之九三、上九也。虞翻曰：‘动上成震。'

　　巽三变成震，震三变成巽。举巽一卦，则知乾三变成坤，坤三变成乾；离三变成坎，艮三变成兑。《说卦》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六子皆以乾坤相易而成。艮兑以终相易，坎离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终则有始，往来不穷。不穷，所谓通也。此虞翻、蔡景君、伏曼容旁通之说也。” (《丛说》)乾初爻变，即一变，成巽；一、二爻变，即二变成艮；一、二、三爻变，即三变成坤；坤一变成震，二变成兑，三变成乾。巽一变成乾，二变成离，三变成震；震一变成坤，二变成坎，三变成巽。《说卦》称巽“其究为躁卦”，《周易集解》引虞翻：“动上成震，故其究为躁卦，明震内体为专，外体为躁。”虞翻认为巽变动至上爻则成震，震为动，动者躁也。举巽一卦为例，则知震三变亦成巽；乾三变成坤，坤三变成乾；离三变成坎，坎三变成离；艮三变成兑，兑三变成艮。朱震认为，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终则有始，往来不穷，这就是虞翻等人所说的旁通。旁通之说之所以不可废，盖因其渊源有自，《说卦》、《乾凿度》皆有其义。由于旁通之说，所注重的也是卦体的变动，故旁通亦为卦变之一种。

　　他还通过《说卦》巽“其究为躁卦”之说，将旁通与飞伏联系起来考察。他说：“（巽）‘其究为躁卦'者，巽三变成震，举震巽二卦以例余卦。天地万物无有独立者，极则相反，终不相离，以其不可离也。司马迁《律书》曰：‘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京房论八卦飞伏，虞翻论伏爻，郭璞又论伏爻、纳甲，其说皆源于此。”（《汉上易传》卷九）此处是以飞伏论巽之究为躁卦。他认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同位之爻，两两相反，故互为飞伏。在此举巽震飞伏为例，可见其余。他将飞伏之义概括为：“见者为飞，不见者为伏；飞方来也，伏既往也。”（《汉上易传》卷一）这个概括也是从动态意义上阐释飞伏，较之京房、虞翻等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静态取象条例为优。援《说卦》与《史记·律书》，意在证明飞伏说远有端绪，而且合于律历，故不可废。

　　乾坤刚柔相摩而生六子也被看作是卦变。他说：“《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此陆绩所谓‘阳在初称初九，去之二称九二，则初复七；阴在初称初六，去初之二称六二，则初复八矣。'” (《丛说》)震一索，谓乾初爻往交于坤之初，得震，是为长男；巽一索，谓坤初爻往交于乾之初，得巽，是为长女。坎再索，谓乾第二爻往交于坤之二，得坎，是为中男；离再索，谓坤第二爻往交于乾之二，得离，是为中女。艮三索，谓乾第三爻往交于坤之三，得艮，是为少男；兑三索，谓坤第三爻往交于乾之三，得兑，是为少女。可见六子之生，正是乾坤刚柔相摩的结果。陆绩从七八九六在爻题与爻象的关系上解，认为爻题虽云九六，但爻象实为七八。阳在初，爻题称为初九，去之二则爻题称为九二，此时初爻之象已由老阳九回复为少阳七。阴在初，爻题称为初六，去之二则爻题称为六二，此时初爻之象已由老阴六回复为少阴八。朱震用陆绩之说解乾坤六子之变，不确。又朱震以为陆绩之说与《左传》所载的

　　之卦法一致，此又为一误。之卦法讲老阳九转少阴八、老阴六转少阳七，与陆绩老阳九回复到少阳七，老阴六回复到少阴八，风马牛不相及。将乾坤六子之变视为卦变之例，是朱震的初衷，但其议多有所失。

　　八经卦之间的动态关系大致有以上几说，虽然其中有一些混乱之处，但就总体立意而言，则无可厚非。他认为：“四象之动见（萧案：原误作‘见动'，今正之。）于六爻之中，而六爻之动不过乎三。三者，极之道也。盖有天地斯有万物，是以卦之变不过三。六位者，重三也。” (《丛说》)天、地、万物，三也。八经卦由三爻组成，三爻即代表了天、地、万物，故八经卦之间的变动，体现了天、地、万物三极之间的变化。而卦之有六位，不过只是三之相重而已。因此，在朱震看来，了解了八经卦之间的变动关系，也就了解了三极之道。

　　其四、将动爻视为卦变。在他看来，爻在卦体中是最为活跃的因素。“其在《系辞》曰：‘爻象动于内，吉凶见于外。'又曰：‘道有变动，故曰爻。'此见于动爻也。”（《汉上易传》原序）因此，动爻正是这种活跃性的生动体现。朱震的动爻说，包含两层义蕴：第一，视爻性不当位为动爻。他说：“《杂卦》曰：‘既济，定也。'既济，六爻阴阳得位，是以定也。《乾·文言》（萧案：误，应为《乾·彖传》）曰：‘云行雨施'，又曰：‘大明终始'。云雨，坎也；大明，离也。乾卦而举坎离者，言其变也。阴阳失位则变，得位则否。九二、九四、上九，阳居阴位，故动而有坎离之象，此虞氏所论动爻之说也。” (《丛说》)既济六爻，阳爻皆居奇数位，阴爻皆居偶数位，阴阳爻皆得其位，是以无动爻可言。《乾·彖传》释乾卦，而言云雨（坎）、大明（离）者，因其九二、九四、上九以阳爻而居偶数位，故有动而之坎之象，而其言离者，取旁通之义也。六十四卦，其动爻皆就阴阳爻之不当位而取义，此即为虞翻所谓动爻之说。第二，视揲蓍立卦中的九六之变为动爻。揲蓍而得九八七六之数，“七八者，阴阳之稚，六九者，阴阳之究。稚不变也，究则变焉”（《汉上易传》原序）初据奇偶之数所得为本卦，其九六变而得则为变卦。凡九六之变，其爻则为动爻。朱震认为，此动爻之说亦属卦变之一种。动爻是乾坤刚柔相摩的动因，“故刚柔相摩，则乾坤成坎离，所谓卦变也”(《丛说》)。

　　其五、视《彖传》往来上下之说与《杂卦》反对之义为卦变。他说：“《讼·彖》曰：‘刚柔而得中。'《随·彖》曰：‘刚来而下柔。'《蛊·彖》曰：‘刚上而柔下。'《噬嗑·彖》曰：‘刚柔分，动而明。'《贲·彖》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无妄·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大畜·彖》曰：‘刚上而尚贤。'《咸·彖》曰：‘柔上而刚下。'《损·彖》曰‘损下益上'，又曰‘损刚益柔'。《益·彖》曰‘损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涣·彖》曰：‘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节·彖》曰：‘刚柔分而刚得中。'刚者，阳爻也；柔者，阴爻也。刚柔之爻，或谓之来，或谓之分，或谓之上下，所谓‘惟变所适'也。此虞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李之才所谓自某卦来之说也。” (《丛说》)《彖传》言往来上下之义者凡十五卦，朱震举十二例，皆要言之也。《讼·彖》曰：“刚来而得中。”谓讼自遁来，遁九三自上而之下，居二位而得中，成讼卦，此为四阳二阴之卦。《随·彖》曰：谓否上九自上而之初，成随卦，此为三阳三阴之卦。凡一卦之内不同爻性的两爻，位置发生变动，构成上下往来之势，从而生成另一卦，这就是卦变。对朱震而言，这种卦变当为狭义的卦变。

　　朱震《易图》卷上所列李挺之所传的六十四卦相生图，将卦变之次分为六个类型： 1、凡五阴一阳之卦皆自复来，即复卦一爻五变而成师、谦、豫、比、剥五卦。2、凡五阳一阴之卦皆自姤来，即姤卦一爻五变而成同人、履、小畜、大有、 夬五卦。 3 、凡四阴二阳之卦皆自临、观来，即临卦五复五变而成明夷、震等十四卦。 4 、凡四阳二阴之卦皆自遁、大壮来，遁卦五复五变而成讼、无妄等十四卦。 5 、凡三阴三阳之卦皆自泰来，泰卦三复三变而成归妹、丰等九卦。 6 、凡三阳三阴之卦皆自否来，否卦三复三变而成渐、旅等九卦。朱震在此图 之图前说明中指出：“虞仲翔于小过曰：‘当从四阴二阳临观之例。'于丰曰：‘当从三阴三阳泰之例。'于无妄曰：‘此所谓四阳二阴，非大壮则遁来。'又问剥之变于彭城蔡景君，大过或变于五之初，或以谓三之五；睽或变于大壮上之三，或以谓无妄二之五。盖是时其图未见，故难于折衷，亦莫得其纲要，诸儒各伸臆说，至于纷然，而仲翔则知有此图也。”《周易集解》引虞翻释小过曰：“晋上之三，当从四阴二阳临观之例。”观卦五之四成晋，晋上之三成小过，故云属临观之例。其释无妄、大过、睽、等之义均仿此可知。

　　朱震说：“夫自下而上谓之升，自上而下谓之降。升者上也息也，降者消也。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升降消息，循环无穷。”“自内而之外谓之往，自外而之内谓之来。”（《卦图》卷上“六十四卦相生图”释）爻在卦体中之内外、往来、上下、升降，这就是 六十四卦相生图所反映的卦变特征。朱震认为，六十四卦相生与《杂卦》两两反对之义有一定关联。他说：“故《杂卦》反对，阳生者六，阴生者六，而卦变本于阴阳所生十二卦，他卦之变本于十二卦往来升降而成。” (《丛说》)所谓阳生者六，复、师、谦、豫、比、剥也；所谓阴生者六，姤、同人、履、小畜、大有、 夬也。复与剥、师与比、谦与豫； 姤与 夬、同人与大有、履与小畜，皆为两两反对之卦。而六十四卦之卦变相生即以此十二卦为本，即所谓“ 他卦之变本于十二卦往来升降而成 ”。他对六十四卦的卦变相生与同样为李挺之所传的变卦反对图作相关性考察，这是一个赋有启发意义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自然，《杂卦》的变卦反对之义属于他所说的卦变之列。

　　由上述诸说可见，朱震已经将卦变看作是一个囊括《易》中一切言变动之义的总目，但这个思想在行文中并不清晰，故有时他又将卦变看作是一个具体的条例，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如在《汉上易传》原序之首，他说：“圣人观阴阳之变而立卦，效天下之动而生爻。变动之别，其传有五：曰动爻、曰卦变、曰互体、曰五行、曰纳甲。而卦变之中又有变焉。”见之前述，动爻、纳甲已被列入其所谓卦变之中，而此处又将其与卦变并列，逻辑上混乱如此，故《四库全书》之《汉上易传提要》引胡一桂评朱震之言曰：“变、互、伏、反、纳甲之属，皆不可废，岂可尽以为失而诋之？观其取象亦甚有好处，但牵合处多，且文词繁杂，使读者茫然，看来只是不善作文尔。”这个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公允的。所谓不善作文者，盖言其逻辑不通畅也。在汉代象数易学长期淹没无闻的背景下，有朱震出而复振其学，其有功于汉易实有胜于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李氏《集解》只是集其部分释文而未收其图，在条例上有许多较为详尽的发明，但于卦气、五行诸说则不足以尽其义，且未曾注意到源流清理，致使汉易象数之学的根基在后代多次受到置疑。而朱震收集易图众多，且在易象的条理上尽力作关联性思考，有不少创新之见。朱熹的治易路向，显然受到他的影响；清代汉易的复兴，也与《汉上易传》有者重要的关联。

二、以象数为宗，推本源流

—— 朱震易学中象数易的基本特征之二

　　《四库全书》之《汉上易传提要》称：《汉上易传》“以象数为宗，推本源流，包括异同，以救老庄虚无之失。”这个说法虽与朱震自称的以程颐的《易传》为宗在字面上不一致，但这两个不同的说法，由于立意不同，故均有其成立的理由。朱震的立意是就整个《汉上易传》的最终目标而言，言象数最终必然要落实到义理，故以程颐的《易传》为宗，然其在象数源流的探究上却不遗余力；四库馆臣的立意是推本源流，若不以象数为宗，则无以清理源头，然四库馆臣也并非认为《汉上易传》只言象数，故称其书可以“救老庄虚无之失”。在儒家学者看来，所谓老庄之失，并非只是失在不言象数，而是其以虚无为本的义理思想。可见，朱震的以程颐《易传》为宗与四库馆臣的以象数为宗这两种说法，前者强调的是要其终，而后者强调的是原其始。只有原其始而要其终，方可见易道之全，所以四库馆臣与朱震说法虽不一，其旨趣则同归于一而不相悖。

　　朱震说：“臣闻商瞿学于夫子。自丁宽而下，其流为孟喜、京房。喜书见于唐人者犹可考也。一行所集京之《易传》，论卦气、纳甲、五行之类，两人之言同出于《周易·系辞》《说卦》，而费直亦以夫子‘十翼'解说上下经，故前代号《系辞》《说卦》为《周易大传》。尔后马、郑、荀、虞各自名家，说虽不同，要之去象数之源犹未远也。”（《汉上易传表》）为证成所谓“去象数之源犹未远”这一结论，朱震所花费的精力是相当巨大的。

　　如前文所说，有关卦变的内容都是渊源有自的。如他认为八卦月相纳甲在《说卦》释震为“其究为健”中可见其义，此外他还征引了卦爻之辞与《系辞》。他说：“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庚戊丙三者，得于乾者也；辛己丁，得于坤者也。始于甲乙，终于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数具焉。其在《易》之蛊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在离曰：‘己日乃孚。'在《系辞》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见于纳甲者也。”（《汉上易传》原序）卦爻辞中言十干甲、庚、己等，与八卦纳甲显然不是一回事，但既已涉及十干，则可以看作是开了以八卦纳甲之先河。至于《系辞》的“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说，则可以被看作是抓住了八卦配月相变化根本原因。所以，他认为卦爻之辞与《系辞》，已具有“见于纳甲”的内容。至于以“反对”为标志的变卦反对图，则为“六十四卦刚柔相易，

　　周流而变，《易》于《序卦》、于《杂卦》尽之”（《卦图》卷下）。六十四卦相生图，“虞翻则知有其图”，而《彖传》有其例。至于《左传》、《国语》的爻题称谓与之卦法，本身就是春秋时期流行的事实，而消息卦、旁通说、飞伏说等亦皆可从《系辞》、《说卦》等《传》中得其义。即“考之于经，其说皆有所合”，可见卦变之说远有端绪，“而论卦变者可指数也”（《丛说》）。除上述广义上的卦变之外，朱震还就五行说与互体这两个条例的源流进行了探讨。

　　朱震所传之五行说，大致据郑玄、刘牧来；至于五行数图，实据太玄数；其终则可追至《系辞》与《说卦》。在解释刘牧洛书时，他说：“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十即五五也。”（《易图》卷上）但五行数图中央土只书五、五，此即太玄数“五五相守”，亦即五五为十之义，范望注太玄数曰：“重数五者，十可知也。”。他认为，五行之生数一、三、五、七、九，成数二、四、六、八、十，即是《系辞》的天地之数，而五行在《说卦》所示的八卦之象中有其象。他说：“一生水而成六，二生火而成七。三生木而成八，四生金而成九，五生土而成十。生于阳者成于阴，三天两地也。生于阴者成于阳，两地而三天也。天以三兼二，地以二兼三，五位相得，合而为五十。其在《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在《说卦》曰：巽为木，坎为水，离为火，此见于五行者也。”（《汉上易传》原序）由此，他证明了五行之象数皆据于《系辞》与《说卦》，而非汉代学者的凿空之论。

　　互体本是汉易中流行的用于取象的一种条例，朱震将这种静态的取象法从动态上进行阐发，这是朱震在互体说上的一大理论贡献。他说：“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复有变动，上下相揉，百物成象。其在《易》，则离震合而有颐，坤离具而生坎。在《系辞》，则网罟取离，耒 耨 取益，为市取噬 嗑 ，舟楫取涣，服乘取随，门柝取豫，杵臼取小过，弧矢取睽，栋宇取大过，棺椁取大过，书契取夬。又曰‘八卦相荡'，又曰‘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又曰‘杂物撰德'，此见于互体者也。”（《汉上易传》原序）所谓“一卦含四卦”，是就中爻取义。所谓中爻，“崔憬所谓二、三、四、五，京房所谓互体是也”（《汉上易传》卷八）。若仅就上下体（即上下卦）而言，“理具乎中，其事则未也”（同上），而中爻之用则可弥补“事则未”之不足。“若夫糅杂八卦之物，撰定六爻之德，辩得失是非，则非中爻不备。”（同上）中爻之二至四爻相互，可得一卦，称为下互；三至五爻相互，又可得一卦，称为上互。有了上卦与下卦，由中爻又得下互与上互，如此一个六画卦就包含了四个三画卦。除中爻互体之说外，朱震还认为加上初爻与上爻，还可用相临的四个爻或五个爻取象，也是互体的内容，这就是所谓“四卦之中复有变动，上下相揉，百物成象”。如所谓“离震合而有颐”，离上震下为噬 嗑 ，由初爻至四爻有颐象；又噬 嗑之下卦初、二、三为震，二、三、四互而为艮，合艮震为颐，这是以初至四相临之四爻互体之例 。又如“明夷九三互，有坎体，师象已见”（《丛说》），明夷二、三、四互为坎，上体四、五、上为坤，合坤坎为师；又明夷之二爻至上爻有师象，这是以二至上相临之五爻互体之例。

　　朱震认为，互体的产生是八卦相荡、六爻相杂的结果。如所谓“坤离具而生坎”，即只要有坤离二卦，无论何者在上体或下体，都会互而生坎卦，因此互就是相荡，互就是相杂。他还以乾坤六子之关系对相荡、相杂之义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乾以刚摩柔，坤以柔摩刚，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变化彰矣。《说卦》谓之中爻，先儒谓之互体。”（《汉上易传》卷七）“中爻”之说，出自《系辞下》“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故此处云“《说卦》谓之中爻”（萧案：《说卦》当为《系辞》之误）。乾以二、五摩坤之柔，坤以二、五摩乾之刚，由此而生坎离，坎之二至四互而生震，三至五互而生艮；离之二至四互而生巽，三至五互而生兑。此即所谓“八卦相荡，则坎离中互有震、艮、巽、兑之象，所谓互体也”（《丛说》）。由此可见，朱震解互体是从动态的意义上立论的。他说：“自子夏以来，传《易》者以互体言矣。”（《汉上易传》卷五）在汉代，除京房善用互体之外，还有“郑氏传马融之学，多用互体”，先儒虞翻以及唐代崔憬也是运用互体解《易》之大家。但先儒用互体，多满足于以互体取象释卦爻之辞，因而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互体观；而朱震则力图从动态意义上看待互体，因而是一种动态的互体观。

　　朱震引 《系辞 》的中爻说与八卦相荡、六爻相杂之论，引 《系辞》的网罟取离、耒 耨 取益等例，目的在于追溯互体之源头。他还认为《彖传》中也有运用互体的例证 ① 。 既然《系辞》与《彖传》都有用互体之例，这就有力说明了互体之说渊源有自而不可废。因此即使像王弼、钟会、皇甫谧等极力排斥互体，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难以回避互体之用②。

　　至于在宋代流行的河图、洛书、邵雍的伏羲八卦图（即内方外圆之先天图）、周敦颐的太极图，他也力考其由来。他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汉上易传表》）对先天图的传承，他说：“伏羲八卦图，王豫传于邵康节，而郑史得之《归藏初经》者，伏羲初画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经初乾、初爽坤、初艮、初兑、初犖坎、初离、初釐震、初巽，卦皆六画，即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卦图》卷上）朱震将先天图追溯到《归藏初经》，说明此图是远有端绪的。在《卦图》卷上，他还对河图、洛书的渊源进行了考察，列举了《周官》、《尚书》、《山海经》《易·系辞》、《论语》、《太玄》等文献记载以证之。但由于这些记载有其名而无其图，因而有关此二图的争议聚讼至今都未能止息。对于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的传承系统，后世均有不少疑义。有关争议与疑义的长期存在，说明在源流追溯上的艰难性，因而尚不能以此为由对朱震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轻易加以否定。

　　朱震通过象数推本源流，从表象上看，是对易学史的上溯性考察；而就其深层意义上看，其目的则在于证明汉代象数与宋代图书在《易》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他认为《易》的本质就是象，而象的存在状态是变动不居的。他说：“《易》，无非象也。”“《易》者，象也。有卦象，有爻象。彖也者，言乎象者也，言卦象也；爻动乎内，言爻象也。”（《汉上易传》卷一）而无论卦象爻象，其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单一性与静态性，而是天下事物的繁杂性与变动性，因此应当从繁杂事物的变动不居上去把握。他说：“《易》之为道，天地之道耶，人之道耶，《易》兼明之也。‘系辞焉而明吉凶'，明人道也。‘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明天地之道也。象，非见天下之赜者，不足以明之，故圣人设卦观象。所谓吉凶、刚柔、变化，无非象也。……吉凶也，悔吝也，变化也，刚柔也，四象之动见于六爻之中。”（《丛说》）朱震之所以在广义上用卦变（含卦气、消息、八卦纳甲、狭义卦变、反对说、动爻、旁通与飞伏等），此外又不失五行、互体等诸多汉代流行的取象条例，意在充分反映万物的变化之理。由于万物的复杂性与变动性，规定了取象方法的非单一性与非静态性，故“尽万物之理不如是，无以致曲焉。不如是其言亦不能中矣”（《丛说》）。这是从繁杂性与动态性上论证象数之用的合理性。

　　追溯汉易象数的由来，意在论证汉易象数的合法性。既然《系辞》、《说卦》、《杂卦》、《象传》、《彖传》、《文言》等被认定为孔子所作，那么在儒学盛行的时代，只要在这些篇目中找到了依据，汉代象数存在的合法性就可以确立了。所以，朱震不遗余力地在上述篇目中寻找象数的踪迹。除了前文已经列举的《系辞》、《说卦》、《杂卦》、《彖传》之外，他认为其他诸篇也同样具备象数特征。如他说：“夫子之大象，列以八卦取义，错综而成之。有取两体者，有取互体者，有取变卦者，大概彖有未尽者，与大象申之。”（《汉上易传》卷一）又如他在诠释《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句时说：“五变之二成巽，下有伏震，巽风震雷，同声相应也。二动之五成兑，下有伏坎，兑泽坎水，同气相求也。”（《汉上易传》卷一）乾九五动变为六，下之二，则下互为巽。巽与震为飞伏，巽见为飞，则震不见为伏。巽为风，震为雷，故云“同声相应”。乾九二动变为六，上之五，则上互为兑。兑之下爻为阳见阴伏，故云伏坎。兑为泽，坎为水，故云“同气相求”。其“五变”、“二动”，言动爻也；“之二”、“之五”，言狭义之卦变也；“伏震”、“伏坎”，言飞伏也。此其于《文言》中见象数也。这是从《周易大传》等篇目论证汉易象数的合法性。经此论证之后，反对汉易象数者尽管不乏其人，但拥戴者则日见增多，如朱熹谓“朱子（指朱震）发用互体，互体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朱子语类》卷六十七）；胡一桂称“愚谓变、互、伏、反、纳甲之属皆不可废”（《周易启蒙翼传》）。

三、 原始要终，学至于太极而止

—— 朱震易学中象数易的基本特征之三

　　万物之变化，生生不已，皆源于天地阴阳二气之变，而天地阴阳二气则出自太极。卦爻是用以模拟天地万物的，故卦爻的变化正是对天地万物千变万化的仿效，而卦爻亦出自太极。人的情感变化有喜怒哀乐之别，当其未发之时，亦可视其为一太极也。是故万化归一，一者太极也。故朱震说：“夫《易》，广矣大矣！其远不可御矣，然不越乎阴阳二端，其究则一而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万物之权舆也，阴阳动静之源也，故谓之太极，学至于此止矣。”（《汉上易传》原序）太极是天地之根本，是万物之始基，是阴阳动静之源泉，因此明于太极，也就把握到《易》的精髓。

　　从演化论的意义上，朱震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进行了诠释。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无欲则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也！”（《卦图》卷上）他认为，现存宇宙的根源在于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分而成阴阳两仪。然后由阴阳之变合，形成水火金木土五行，再由五气的顺行与布设，出现了四时的更替。逆推而言，则五行即是阴阳，阴阳即是太极，而太极本于无极。这个逆推的过程，就是原察宇宙之始。有了阴阳五行的变动不居，万物因此得以生成。在万物之中，唯人类最为灵秀，形生而神发，有认知能力，有善恶情感，有事业追求，于是圣人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作为人生的准则，用以分辨善恶。君子遵循这一准则，所以能得吉；小人与这一准则相背离，所以得凶。圣人能参天地之德，合日月之明，合四时之序，合鬼神之吉凶，故其所制定的人生准则，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体现。这个顺推的过程，就是反其终，即立人极。朱震对太极图的解读，大致合于周敦颐《太极图说》之义而略有引申。

　　从大衍数的意义上说，“《易》有太极，四十有九合而为一乎？四象八卦具而未动，谓之太极。”（《汉上易传》卷七）大衍之数五十，七七相乘，四十有九，演数过程中，其一不用。“一者，太极不动。七者，大衍数。”（《卦图》卷上）他还说：“一者，体也，太极不动之数。四十有九者，用也，两仪四象分太极之数。总之则一，散之则四十有九，非四十有九之外复有一而其一不用也。方其一也，两仪四象未始不具；及其散也，太极未始或亡，体用不相离也。”（《汉上易传》卷七）将大衍数的一与四十九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体用不离的关系，那么大衍数就同样具有了与太极对两仪、四象的取象意义，即太极为不动之一，而四十九则为两仪、四象从太极所分有的数。

他还认为刘牧所传的河图（即九数图，其和四十有五），正是伏羲赖以画卦的图，即《列御寇》所谓“《易》者，一也。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复变而为一。”所以，他说：“其实，大衍五十之数，寓于四十五之中。”（《卦图》卷上）至于洛书（即十数图，其和五十有五），则与五行相关。即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由于五五为十，“故五即十也”，“故河图之数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数具，洛书之数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数在焉。”（《卦图》卷上）这里所说的河图、洛书，采用的是刘牧的说法。从易数上看太极，他的着眼点在九数图河图，而与河图发生关联的是大衍数。他认为九数图中的一就是太极，即大衍数不用的一；七就是大衍数中用以揲数的四十有九。因此，大衍数的五十，即寓于河图的四十五之中。

　　以上是朱震在易数上颇有独到见解的地方，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将大衍数与太极演化论作相关考察，认为大衍数之一就是太极不动之数。四十有九就是两仪、四象从不动的太极数一中分有的数。二者之间是体用不离的关系。其二，将大衍数与河图四十有五之数作相关性考察，认为河图中的一，就是大衍数的不用之一，一变而为七，七七四十九，故河图之七是大衍数的四十九，以此证明大衍数寓于河图之中。至于在洛书的释读中，则似无新见。

　　从画卦上说，“阴阳匹也，故谓之仪。太极动而生阴阳。阳极，动而生阴；阴极，复动而生阳。始动静者少也，极动静者老也，故生四象。乾，老阳也；震、坎、艮，少阳也；坤，老阴也；巽、离、兑，少阴也。”（《汉上易传》卷七）太极生两仪，两仪即阴阳相匹也。两仪生四象，即生老阳乾、老阴坤、少阳震、坎、艮，少阴巽、离、兑。就易数而言，四象即九、六为老阳、老阴，七、八为少阳、少阴。朱震将八卦列为四象，则四象就是通过八卦体现出来的，因此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四象生八卦与八卦即是四象是否同义？逆推之，八卦从四象而生，故八卦即存于四象之中，存于阴阳之中，存于太极之中，则八卦体现四象之说不为过。若顺推之，则阴阳未分之前只有太极，四象未显之前只有阴阳，八卦未成之前只有四象，如此方可见生成之序。朱震解说的太极生阴阳、四象、八卦，当以顺推以为法，而他却以逆推为之，故其说混淆了顺逆之推，语义甚为不周。实际上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困难，即他无法回答四象如何生出八卦来。因为在他看来，乾坤即是两仪，乾坤生六子是父子关系。他在解说“伏羲八卦图”时说：“乾之初交于坤之初，得震，故为长男；坤之初交于乾之初，得巽，故为长女。乾之二交于坤之二，得坎，故为中男；坤之二交于乾之二，得离，故为中女。乾之上交于坤之上，得艮，故为少男；坤之上交于乾之上，得兑，故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卦图》卷上）由于在他看来，只有乾坤是生成八卦的大父母，所以在解释《系辞》“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时，只能以逆推代替顺推，混论带过。

　　就人之情伪而言，他说：“《易》有太极，太虚也。阴阳者，太虚聚而有气也。柔刚者，气聚而有体也。仁义根于太虚，见于气体而动于知觉者也。自万物一源观之谓之性，自禀赋观之谓之命，自通天地人观之谓之理，三者一也。……知阴阳、柔刚、仁义同源于太虚，则知性。知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则知性命之理。不顺乎性命之理而行之，将何所逃于天地之间乎！”（《汉上易传》卷九）又说：“太极在人，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者也。”（《汉上易传》卷七）以太虚为太极云云，有取于张载。以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人之太极，是以《中庸》释《易》。喜怒哀乐之未发，是人之性；已发，则为人之情。仁义与阴阳、柔刚同源于太极，则皆从太极得其性，故人从太极得仁义之性。他又说：“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则正，正则大。大者仁之体，仁岂外求哉，在我而已矣。”（《汉上易传》卷三）既然仁义根于太极而为人之性，则仁义自在我身，不假外求。然而“情变动也，性不变者也”（《汉上易传》卷一），要使变动之情，勿离不变之性，则当“行中庸而正庸行之谨”，“言信、行谨、闲邪、存诚”，即守“正中”而“存诚”（《汉上易传》卷一）。如此，则能顺性命之理而得人道之诚。

　　无论从演化论、卦画说、大衍数，乃至人之情性论，朱震都紧紧扣住本原以立论。他说的以程颐《易传》为宗，不是虚言，这不仅在义理上有充分体现（惜乎，本文不及细论），而且在方法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程颐在《易传序》中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朱震不只是将这个说法看作是一个结论性的命题，而是更将其看作是治《易》的指导性的原则与方法。他说：“《易》无非用，用无非变。以乾坤为体，则八卦为用；以六十四卦为体，则以卦变为用；以卦变为体，则以六（萧案：原文误作交，正之）爻相变为用。体用相资，其变无穷，而乾坤不变。变者，易也；不变者，易之祖也。”（《汉上易传》卷一）不变者为体，而变者为用，体用相资，体用一源。在论太极上，则太极不动为体，阴阳、四象为用；在大衍数，不用之一为太极，四十九则揲蓍而成用；在人，则性为体，喜怒哀乐之情为用。体与用有层级之别，而最终之体则归之于太极。所谓“变者，易也”，爻之谓也，即爻效天下之动者也；所谓“不变者，易之祖也”，太极之谓也，终极言之也。故太极是阴阳之根，是万化之源。明于太极之理，则得《易》之全体大义。到此之时，则“卦可遗也，爻可忘也，五者之变反于一也。是故圣人之辞因是而止矣。”（《汉上易传》原序）这似乎回到了王弼的结论，但他是在原象数之始后反归于太极之终的。

注：

①、在《汉上易传》卷一释屯卦初九时，朱震说：“杂而不越，先儒传此谓之互体。在《易·噬嗑·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离震相合，中复有艮。《明夷·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又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坎，难也，离坤相合复有坎。”噬嗑下震上离，二至四互而为艮。《说卦》艮为果蓏、为黔喙之属，即为可食之物。明夷下离上坤，二至四互而为坎。离为明而坎为难坎为下互，故云内难也。此为《彖传》用互体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