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技的式微

那么为何近代中国的科技落后了？我们需要回望历史。

中国历史绵延流长，自人文始祖伏羲在甘肃天水卦台山画卦以来，经历了夏、商、周、秦、汉、隋、唐、宋、明，一直走到今天，其中经历了两个中国文化、思维断层的时代，一是元代，另一个就是清代。

即便如此，明朝仍然出现了无数技术成就，最为著名的如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等。

其中方以智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卓著贡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时在全世界都是最先进的，涉及农业、军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个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的描述了山川地貌。

徐光启编著了农业巨著《农政全书》以及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今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并深刻影响周边万邦；徐光启曾说：“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

徐光启

明朝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也有很多，比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等。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的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明朝时期，中国在不断的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虽然税收较多，民不聊生，但人们也都很喜欢研究科学。

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虽然没有任何的体系和科技理论创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的科技繁荣时期。

清代对中国文化、科技和价值观毁灭性清洗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

清军入关后，对汉族进行血洗，这场血洗灭绝了五千五百万人口（清初的大屠杀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之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等等 ），把中国原来的八千万人口直接锐减到两千多万。这两千万人口中大约一半是满族、一半是汉族 （也有一说是满族三分之一，汉族三分之二）。

清王朝成立后，为稳固其统治，血洗的核心目的就是要灭掉汉民族的精英，所以只要是汉族的精英分子、文化学者，除了投降的以外，全部都要被杀掉。这场血洗和灭绝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血性、血气方刚的部分和精神核心阶层被断掉了，精英和准精英阶层只有部分投降和软弱的留了下来。

不仅如此，中华民族自古到明朝形成的完整的文化和思维体系也再次被彻底割断。然而清政府在随后的统治中却发现，以他们自己落后的文化和思维观念，根本没有能力治理诺大的国家和统治汉民族。

于是他们又把明朝的制度和文化拿了回来，但拿回来时，清朝已没有最好的汉族精英了（被血洗掉），残留的少数精英慑于清王朝的威势，惟命是从，不敢有任何反抗和自己的想法，因为一旦有不同意见就会被斩首。

清王朝在拿回汉文化的时候，根据清王朝的需要对文化和思维做了筛选和改造。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明王朝的历史进行了曲解和歪曲；第二件事就是，按照清王朝的需求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八股文格式的重新改造，把原来鲜活的官员和人才选拔制度破坏殆尽。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劣根部分被放大，思维体系中优秀和精华部分被扔掉。文化劣根的放大，体现在厚黑学、窝里斗、趋炎附势、拍马屁等等，这些都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风尚。那时的清王朝需要汉人这么做，因为汉族人在清朝时期的社会地位被排在最底层。

清政府把社会人口分为四个级层，当时种族主义歧视比南非还要严重。满族人是排在最上层的人口，蒙古人第二阶层，其他有色人种是第三阶层，汉族人是第四阶层，为最底层，汉族在清朝时期受到的欺压可谓极致，受尽磨难。

以上内容，包括清王朝对汉人的杀戮都有典可查，全都来自于清朝官方的《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中完整记载了以上内容， 官方标准尚且如此，可以推测，当时实际的杀戮人数绝不止于书上记载的数据，后期很多的调研也证实了以上推断。对于整个大中华民族，清朝时期是最受摧残的时期。

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

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汉族科学家得不到启用；在培养人才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前提下，既没有兴办外语学校，也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方面，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

康熙时期是我们科技发展落后于欧洲科技发展的起点，在之后的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康雍乾这三位皇帝都被公认为清朝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积极的科技政策，不是因为目光短浅，而是因为他们敏锐的看到了科技对生产力、对战争形势改变的影响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资源的产生不再与占有土地数量、人口规模等封建社会基础资源成正比，士兵个人“武勇”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将被大大削弱，那么依靠“弓马”之术立国的清政权必然岌岌可危。而且作为以寡民凌多民的满族统治者，首要做的就是削弱被统治的广大汉民的民智，破坏其思维模式，通过文字狱等手段禁毁一切可能的进步，以达到愚民的目的。从历史实际来看，清王朝的愚民政策非常成功。

据统计，清王朝修订四库全书中禁毁图书达3000多种，几十万部以上；禁毁的书名可谓是种类繁多，不仅仅包含关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连科学、技术、经济等类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经济考》、《军器图说》等。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里，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技术书籍居然消失了；《天工开物》在当时相当先进，直至民国在日本发现了此书，才使之得以重现中华大地。清王朝禁毁图书的程度前无古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董仲舒都要膛乎其后。

上段说过的清王朝禁书《军器图说》，实际是明朝火器部队重要的图书之一，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庆年间，明朝所使用的火器多达几十种。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例证，当时郑和所乘的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与郑和宝船相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船就显得太袖珍了。

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对中国思维、文化的破坏和改造，随着后来洋务运动的改良，以及西方文化的引进，民众就普遍有了中国思维、文化落后的认知。其实那时民众所看到和体验到的已经完全不是本真的、以易经为本源的中国文化和思维了，而是被清朝近300年血洗和改造后的思维和文化。

我们在上篇文章开头引述的杨振宁先生演讲中“公元1600～1900年的三个世纪里，儒家保守思想所产生的文化和知识方面的惯性抗拒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引进，包括束缚人们思想的科举制度，缺少准确的逻辑推理的传统，对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的排斥及教育制度中缺乏《自然哲学》”。

其实指的就是被清王朝改造的所谓“儒家保守思想”，而不是本真的中国思维。儒家本无偶像崇拜、禅宗也以悟道为宗，只是明末和清朝时期导致了偶像崇拜化与体制封闭化。元、清两次外族统治导致中国本真的、以易经为本源的优秀思维模式的中断，和科技发展的断崖式停滞。

至此，我们已完整的解答了爱因斯坦谜题和李约瑟难题，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和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在中国，是以易经为本源的中国思维和文化被断根的原因。

恢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之关键

本文的目的并非为了讨论西学中心论，也不是为了民族自尊心而再次证明中国古科技的伟大。狭隘的民族主义毫无益处，而“老子过去多牛掰”、“儿子打老子”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更是于事无补。从新文化运动始，中国西学一百多年科技仍然没有赶上西方，也没有培养出足够的本土世界级优秀人才 （钱学森之问） ，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仅靠“形式逻辑+系统性实验“性西学，并非行之有效之方。

本文前面提到，源于易经的中国文化思维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学技术。思维意识模式是科学发展之“道”，形式逻辑+系统实验是科学发展之“术”。这才是二者真正的关系，才是重新恢复科技创新能力之关键。

回看中国过去一百年的西学历程，在西学过程中我们一次次的抛弃了中国文化思维体系；的确，被清朝改造的腐朽文化思维应该被抛弃，但是我们却未曾找回源于易经的、本真的中国太极文化思维体系。重“术”轻“道”，是我们用了一百年的时间，仍然未赶上西方的原因。

反观日本，受中国唐宋文化深刻影响的邻国日本，其明治维新时期的全盘西化正好和我们成为鲜明的对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核心是：在全面学习西方的同时，把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核心都保留了下来。

比如易经，明治天皇明确规定，不懂易经者不得入阁；比如传统汉字——正体字的保留，因为学习正体字会在无形中对人的哲学思维产生深刻影响，看待问题时容易抓住事物的本真和本质；还有阅读的竖排版等等。

除去以上几个核心内容，其他方面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的进步突飞猛进，在明治维新后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大体量的老师中国，至今在科技上仍然遥遥领先，在经济、公司治理和社会生活中，源自中国的易经思维仍时时能被看到，比如京瓷公司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  不一而足，就不在此细述。

再拉回来看西方”形式逻辑+系统实验”的近代科学发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后，欧几里得发明的欧式几何就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的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使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和验证因果关系。

到了伽利略时代，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牛顿将这两个基础发扬光大，建立了牛顿经典力学。之后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继续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西方近代科学发展至此都完美的验证了”形式逻辑+系统实验”的基础。

伽利略

但是，量子力学的出现打破了以上基础，尼尔斯.玻尔受中国易经的启发，发现并发展的量子力学，但同作为量子力学最初开创者之一的爱因斯坦，终其一生仍无法理解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也对量子纠缠现象“百思不得解”，成为“爱因斯坦百年之问”。

而后的几十年时间，科学的发展证明了量子力学和玻尔的正确性，量子计算机的超级算力已将无数的不可能变为现实。而近几十年彻底改变现代人生活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其理论，计算机之父莱布尼兹的二进制启蒙，也来自中国的易经思维。

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就量子力学和计算机二进制原理进行一 一说明，想要说的是：科学发展之“道”的根本就是思维的启发，而西方科学发展到当代之时，对当代世界科技和生活影响最大的两门科学的思维启发之钥竟然都是来自中国的“易经”。而我们坐守在祖先瑰宝之上，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愧之差矣！

尤其是在目前国际环境之下，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敌人严加防范打压之际，更要思维清晰，排除盲目自卑和崇尚西方的偏见，找回中国思维的活水源头——易经太极思维。确立“思维意识模式为科学发展之道，形式逻辑+系统实验为科学发展之术”，明“道”重“术”，切勿舍本逐末，要客观而理性的发展，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人才各个方面得到提升，从而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附：

1、钱学森之问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

钱学森提出的“中国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它们都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如果在今天我们还不能培养出大批的杰出人才，中国的科学技术就永远也无法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2、爱因斯坦信原文

（爱因斯坦原信）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Letter to J.S. Switzer (23 April 1953), quoted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 By H. Floris Cohen (1994), p. 234, and also partly quoted in The Ultimate Quotable Einstein edited by Alice Calaprice (2010), p. 405.

3、参阅百度百科李约瑟难题解读，李约瑟与爱因斯坦——“李约瑟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沈铭贤）

【作者简介】

罗志兰，易统博士（加拿大）。师从许文胜教授研习易经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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