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并非为了讨论西学中心论，也不是为了民族自尊心而再次证明中国古科技的伟大。而是从太极思维角度解析，中国如何重新恢复科技创新能力之关键。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德語：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创立了现代物理学两大支柱之一的相对论， 也是质能等价公式(E = mc2)的发现者。荣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为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1999年12月26日，爱因斯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
爱因斯坦谜题是指爱因斯坦1953年写给朋友的一封关于中国科学发展的短信，该信内容后被用指为李约瑟难题的解释之一。1961年7月，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科学史讨论会上，李约瑟指名道姓激烈地批评爱因斯坦的短信是萧伯纳式的、轻率的，并断言爱因斯坦对中国科技一无所知，根本没有发言权。这些争论都聚集在一个问题上：为何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远落后于西方。
本文再次讨论爱因斯坦谜题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其名著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博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正式将这个历史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 （英语：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李约瑟难题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为什么在西元一世纪到西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二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其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爱因斯坦1953 年在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S. Switzer）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这里，把英文原文摘录出来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发现，人们通常引用的、以上对爱因斯坦这段话的翻译有谬误，其后半部分关于中国先贤的那段，和英文原稿的直译是有巨大偏差的，似乎出于最初译者的意译。
而这个被广泛采用的意译，对我们真正解读爱因斯坦谜题会产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偏差和结论，直接导致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误解和未来中国科技发展方向的迷失，不知为何这样的失误会被广泛流传而未被质疑。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得以体现），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性实验可以找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先哲没有走上面这两步（即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按此译文，国内普遍流传的观点是：爱因斯坦道破了“李约瑟难题”，西方科学出现最重要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的发明和系统实验对因果关系验证的发现。爱因斯坦所说的两个基础在近代中国都没有出现，所以近代科学也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出现。
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得以体现），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性实验可以找出（事物间）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中国的先哲没有走上面这两步（即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但是让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指中国古代科技发现）竟然被他们（在没有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的情况下）都做出来了。
两个版本的译文对比，虽然只有最后一句话的翻译不同，但这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原因所在。
爱因斯坦在中国古科技的问题上，和李约瑟如出一辙，他同样无法解答为何中国古人没有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为基础，却做出了那么多伟大的发明并遥遥领先于欧洲。
爱因斯坦谜题和李约瑟的问题完全相同，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俩的前提：李约瑟博士相信中国思维的价值，其创造了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古科技；但却困惑于为何西元1600年后，拥有如此辉煌的中国却创造不出近代科学和技术，以至于落后挨打。而爱因斯坦则坚信他的前提：西方科学的发展归功于形式逻辑+系统实验。这个前提可以解释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但爱因斯坦同样坦诚的表示这两个条件解释不了中国古科技的发现。
被广泛采纳的谬误意译只关注了爱因斯坦确信的前提条件， 把中国科技落后归因于没有形式逻辑+系统实验，采纳了其对近代科学的解释，而忽视了其不适用于中国古科技的事实。这实质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而且在逻辑上也完全不成立。同样没有采用形式逻辑+系统实验，倘若它是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远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那么逻辑上说，中国就不可能在古代1600多年间科学和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至多也只是和欧洲持平而已。但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这个解释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悖论。
所以说，缺乏“形式逻辑+系统实验”至多是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绝不是充分条件和根本原因。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古科技的辉煌，又是什么让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如何解答爱因斯坦谜题？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曾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些成就，包括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的辉煌，都来自于源于易经的中国文化思维体系。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曾经指出：“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大人物对人类事物的影响能像这三大发明那样巨大和深远”。
瓦拉里·汉森在《开放的帝国：1600年之前的中国的历史》中写道：“在1421年，明朝强大的海军足以摧毁世界上的各种力量。”
杨振宁先生在香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到：“古代许多重要发明起源于中国，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公元1600～1900年的三个世纪里，儒家保守思想所产生的文化和知识方面的惯性抗拒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引进，包括束缚人们思想的科举制度，缺少准确的逻辑推理的传统，对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的排斥及教育制度中缺乏《自然哲学》等等。”
以上摘取了部分说明中国古代科技辉煌、国力强大的文献。但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以经验为基础，不足为论。
那么中国的古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在西元四世纪前，就通过易经系统，发现了整个太阳系周围的1464颗星。这些星中，有800颗恒星，也就是说太阳系周围的恒星几乎被他们一网打尽。这800颗恒星都被记录在一本叫做《甘石星经》的书中，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这本书中列制了恒星表，标明哪颗恒星在哪个位置。
到目前为止，国际天文学会、包括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现的一百二十一颗恒星，与《甘石星经》的记录完全吻合。剩余的那些没被发现的恒星，只是因为望眼镜还看不到，要等到技术提高后再去发现。
所以说，迄今为止，只要是能够看到的恒星，全部得到印证。以甘德为主导的这些中国古天文学者，他们不仅发现了太阳系周围的恒星，还更早就发现了五大行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等，以及它们的卫星，如土卫二，木卫二和木卫三，同时还知道火星和金星运行的方向是逆行的。 而且彗星、超新星也被他们首次发现。
所有这些星体的发现，他们从来没用过望远镜，在西元前根本没有望远镜，不是通过形式逻辑+系统实验，也不是所谓实用性、经验性科技，而是通过中国经典——《易经》的工具和公式方法运算出来的，就是用天干、地支加五行进行运算，找到了这些星的位置。甘德发现的木卫二号卫星，比伽利略后来用望眼镜看到的，整整早了两千年。
当年美国率先登陆月球，给月球上众多的山脉命名时，其中月球西北部最大的环形山，就拿中国古天文学家石申来命名，叫做石申山，用以纪念中国古代科学家对太空探索的巨大贡献。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勾股定理，小孔成像，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想要说明的是：科技领先和社会发达的根本是思维模式，而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易经》引领的太极思维模式正是中国从西元前到1600年之间古科技和国家社会发达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上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其次在于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建立。重点是由于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的思想意识。
思维意识模式是科学发展之道，形式逻辑+系统实验是科学发展之术。这才是二者真正的关系。
（未完待续......）
作者：罗志兰，易统博士（加拿大）。师从许文胜教授研习易经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