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法家，很多朋友就想到“严刑峻法”，“残酷”等词，似乎“法家”就是“罚家”。其实只要认真剖析一下法家先贤的经典句子，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法家。

韩非子是战国末年法家集大成者。秦国按照他的攻略成功地统一了中国。《韩非子.初见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士气不振不能拼命战斗的原因：

由此可看出韩非子推行的是“言赏则与，言罚则行，赏罚有信”的治国方法。笔者试着剖析一下这句话的几层含义。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执法流程，一定是“先立法，后执法”而不是“临时起意，随意奖赏”。有些人把酷吏故事当法家故事来讲，有很多是忽略了这个流程。如果酷吏使用的刑罚不是公开透明事先规定的，那么使用这些酷刑不仅不符合法家思想，反而是典型的“不法”事实。

比如有历史学者用“请君入瓮”的例子来说明法家的严苛。据《新唐书.周兴传》记载，武则天曾任用两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一次，有人告发周兴要谋反，武则天非常气愤，责令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不动声色地请周兴来做客，席上来俊臣故意问周兴：“最近审犯人老是不招供，请问兄长有啥妙招吗？”周兴很得意地告诉来俊臣：“你准备一个大瓮，把犯人放进去，瓮四周用炭火烧，还有啥事儿他不认的？”来俊臣当即命人取来大瓮和炭火，慢悠悠地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我奉诏审讯，请您入瓮吧。”周兴吓得满头大汗，当即叩头求饶，供认谋反事实。

这种临时起意的酷刑只能是酷吏的不法手段，完全违背法家“先立法，后执法”的标准流程。

法家讲究“势、法、术”三位一体，不仅有思想还有具体做法。“扬善惩恶”是法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扬善”的手段是“赏”，“惩恶”的手段是“罚”。但是当前大众意识中似乎强化了法家“言罚则行”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中“言赏则必与”的内容。

商鞅一直主张用严厉的法规来管理国家，但也不会“言赏而不与”。为了向民众证明他的新法“赏罚有信，绝不食言”，商鞅特派人在国都后面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公告大家不管是谁，只要把木头搬到北门可立即得赏金十两。因奖金太多，百姓怀疑，没人去搬。后商鞅将奖金提高到五十两，终于有人斗胆搬木头到北门，果然获得五十两奖金。这就是著名的“徙木立信”的故事。

另一方面，当秦太子驷犯法，公子虔犯法时，商鞅毫不留情地依法判他们黥刑和劓刑。虽然商鞅的新法对违法者处罚非常严苛，但只要你不犯法，你就很安全。商鞅变法后，秦国达到路不拾遗，山中无盗贼，家家富裕，百姓勇于为国战斗而怯于乡里私斗，治安非常良好的空前繁荣景象。

法家的基本思想均来源于易经，讲究“阴阳平衡，阴阳互根”，所以“赏”与“罚”一定并行，不可能只有严厉惩罚而没有奖赏鼓励。

“赏罚有信”的“信”有两层含义，一是“确定会执行”，二是“执法时不可小事放大，也不可大事化小。”

西汉著名法学家张释之深谙此道。张释之曾任汉文帝时期的廷尉，类似于现在高级法院院长的职务，以执法“赏罚有信”而闻名。一次汉文帝出行路过渭桥，有个农夫从桥下走过，使文帝的马受惊而奔跑，惊了圣驾。侍卫当场抓获此人送廷尉张释之处审理，张释之判此人罚金四两。汉文帝非常不满，要求处死此人。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意思是“法是天子和百姓共同的法律。现在按法律规定的处罚就是这个样子，而您要加重惩罚，那百姓就不信任法律了。”汉文帝不愧是一代明君，沉吟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由此可见，我们原本以为的“法”家不一定就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法家”作为中国文化众多璀璨明珠之一，历史上曾对中国的繁荣鼎盛做出过巨大贡献，现实中也对国家的法制建设、企业管理甚至子女教育有着重要指导意义。